水蓝，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名字，如今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华人指挥家之一。他是新加坡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和常任指挥，并担任了多个欧洲乐团的客座指挥。11月，受马友友的邀请，他百忙中抽空来到上海，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和舒曼的《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
水蓝个子不高，谦和、随意、真诚、善良、聪慧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从他清澈的眼里，透露着一种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纯真，这一切似乎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指挥形象不太相符。然而，经他指挥过的乐团的每一个人，却不能不被他高超的指挥技艺和亲和力所感染，笔者也不例外，此次全程陪同水蓝的排练演出，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和极好的人品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元：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上海人，上一次来是2001年，带着新加坡交响乐团，这次已经是四年没回到故乡了，您有什么变化？
水：这次我就当爸爸了……有了孩子，确实是很大的不同，我现在觉得有了这个孩子以后，会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比以前精力更加旺盛。
元：音乐上呢？
水：这方面还是跟四年前差不多。四年前也是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在音乐上就有不同的兴趣，现在喜欢去发掘一些没有太多人演奏过的古典作品，一些非常好的作品，包括许多现代音乐，这个我四年前就在做了，现在累积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元：这次是马友友邀请您来指挥，您觉得和友友这样世界级的音乐家合作，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水：其实我跟每一位音乐家合作，都有不同的感受，最欣赏友友的一点，就是可以和他探讨。音乐的表现不是一种方式，可能每次演奏都有不同的感受。比如今晚我们演出舒曼，但是明天演出舒曼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你每天自己都会有情绪等方面的变化，换言之，音乐有很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去探讨。友友的演奏非常自由，有点梦幻般的感觉，和有些人演奏的舒曼不一样。所以，和马友友的合作我是看重的，我们俩很喜欢在一起演出，每次都有启发。我们俩就像生了“天线”一样，会相互接受“信息”。和其他世界级的演奏大师合作次数，我也是很多的。每个人都有不同，但是我非常喜欢指挥协奏曲，因为有一个配合，有双方交流的过程。
元：谈谈您的指挥方式，我感觉上您是一个非常民主的，非常喜欢沟通的指挥，但是历史上许多指挥是很“专横”的，甚至有点“霸道”的，像卡拉扬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去和乐手沟通交流的，你是怎么看各种指挥方式的？
水：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能达到你的目标。我是喜欢跟乐队包括和独奏的演员进行交流，我需要一个回馈，这个回馈不光到我和乐队，也会到观众中去。我觉得要让演奏员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让他们怕你。要让他们感到他们在制造这个音乐，而不是我要你轻你就轻，我要你响你就响。我记得以前给库特·马祖尔做了两年助理指挥，他就老说，你站在这个地方，不能想到你是不是应该站在这里，而是你自己是怎样的，你在乐队面前就是怎么样的。你要是想到“我应该怎么样”，但是你自己不是这样的，那就成了表演了，而不是指挥了。但是呢，比如托斯卡尼尼（他非常“专横”），也很好，只是他也许不这样就不行。西蒙·拉特尔是喜欢交流的，阿巴多也是喜欢交流的，他是最喜欢交流的指挥。
元：您在新加坡交响乐团做了很多年了，在欧洲的很多乐团也做客座指挥，非常忙，你是怎么处理生活和工作的关系的？
水：工作和生活总是要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生活的话，就没有想象力了。很多音乐，比如今天的舒曼作品，要有梦幻一般的声音。如果你脑子里头没有想象力的话，就不行了。或者是像西蒙·拉特尔的指挥，都是很有想象力的。我觉得生活工作两个分开了也不行，但是相比的话，生活是首位的。因为你制造音乐，演绎音乐，下面一千多人来听，那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生活的体验的话，怎么让观众来欣赏生活呢？如果，你把最有体验的东西错过了，那就变成“干活”了。
元：那您平时的“生活”是什么呢？
水：主要是要看一些谱子的。其实也是要工作的，只是在家里工作，不用每天早上出去上班，比较有自己的空间，自由许多。我经常有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今年三到五月份，我就有两个月不工作了。任何一个乐队，再大的乐队来请我，也不接受。
元：这次选择《舍赫拉查德》，时间特别紧，你还特意为此增加了一些排练时间，那为什么还选这个曲目呢？
水：这是他们选的。我说这么短时间能搞得出来吗？他们说可以试试。最后我们就打算努力一把，尽可能把它排练好，因为我觉得每场音乐会都是重要的，不管怎样的乐队，音乐就是音乐，反正到了指挥台，就只想尽量在这么点时间里头，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元：那现在达到您的预期了吗？
水：如果能有更多天数排练的话，会更好。但是这个乐队非常努力，每天都在进步，这种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
元：这次我觉得乐团从上到下，都非常喜欢你。我过去也带过一些指挥去爱乐乐团，但是从指挥和演奏员的交往上，您是和他们交往最深入的一个，很多演奏员都能够和您像兄弟一样亲热。您觉得这是您天生性格如此，还是有意识去做到这样的交流？
水：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就像马苏尔说的，千万不要去想去做谁，最好的就是你自己！我跟新加坡乐团已经工作八年，和丹麦的埃尔堡也工作了十年了，关系都很好。我觉得不用让别人来怕你。大家都是在演奏音乐，都是在互相交流。以前那些（强硬的）指挥的方法，对我来说，就是不起作用。
元：您现在这么多年指挥下来了，您是如何理解指挥这个工作的呢？
水：我也说不清楚，跟魔术一样。但是越好的乐队，指挥就越重要，因为他们对指挥就更敏感。好的乐队中，只有柏林爱乐乐团有些例外，他们对指挥也很敏感，但是他们自己有一套很强的交流沟通方法，自成一体，所以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哪怕差一点的指挥，也可以演奏出很好的声音。当时美国选了五个年轻指挥，包括我，准备指挥挥纽约爱乐。库特·马祖尔在底下听，如果他喜欢的话，那个人就可以和纽约爱乐一起工作。我们五个人指挥完后，他就在休息室里和我们每个人都谈了话，他说：水蓝，你可以指挥纽约乐团，但是你们四个人都能指挥柏林爱乐。就是说马苏尔觉得他们四人都指挥不了纽约爱乐这样的乐团，还是指挥柏林爱乐比较好，这是他很委婉的（拒绝他们）的说法。
元：您是86年出国的，如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华人指挥家差不多都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您觉得是不是华人指挥家在国外发展会好一些？
水：我是在国内学的基础，可以说非常扎实，在美国就学不到这么好的基础，在欧洲还可以。但是很多好的音乐家，到中国来，都觉得很多年纪小的音乐演奏人才很不错，可到了大学以后，或者是研究生的时候，慢慢就退步了。其实有那么好的基础以后，还是应该出去看看不同的东西。
元：您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在独奏家身上也很明显，中国出了很多世界级的独奏家，但却没有一个乐团能够达到国际级的水平，这是为什么？
水：很好的问题，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乐团就上不去呢？我和马友友也经常探讨。我想可能是以下因素：一个可能是学校的教育方面，怎么样去培养乐队演奏和室内乐的演奏，而不是专注于培养独奏家，包括老师、学生对乐队课程的重视程度如何，指挥的训练如何，都是一个问题。第二，是乐队的状况是如何的，得到多少政府的支持，有多少经费可以请到好的指挥家和演奏家。好的交响乐团，不是自己长出来的，需要一定的支持。比如你前两天听到的舒曼的一些旋律，跟和声的变化等，像外国的一些二流乐团来演奏，可能演奏速度还没有上海爱乐乐团快，但他们排练一遍就可以了。他们从学校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到了乐队，传统上也有很多的积累，自然而然就培养起这种乐感。我们现在就是在学校和乐队的环节上缺失了这些概念。如果我们政府社会能像支持体育那样支持这个领域，我们会进步的很快。通过请到好的指挥和演奏家，形成稳定的发展，肯定会有结果的。比如现在两三天的排练时间，能达到这个效果，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没有坚持推进的话，这个乐队的水平又会回去。
元：您现在和大多数华人指挥家一样，世界各地都有演出，但是回到国内的演出次数倒不多，有没有打算哪天接受邀请，回到中国的某个乐团来做音乐总监？
水：近期不大可能，我现在家在欧洲，这是一个原因。在新加坡的工作，已经占用了我一年中很多的时间，所以有时间我就尽量在欧洲。我当然也是觉得国内需要有好的指挥，我也想来国内指挥，或者是教学，但是目前还有难度。如果将来回来，我觉得国内的工作一定要有政府的支持，要有稳定的基础，这对于我和某个乐团的长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条件都有了，相信不管国外有多好的条件，我们这些人都会回来，这是我们海外华人指挥的心愿。
排练间歇时候，乐手们都说，水蓝是个好指挥，不仅水平高，人也好。当晚音乐会结束后的酒会上，马友友也说水蓝是个特别好的指挥，不单水平高，他的心特别好。而对于水蓝，这些赞美似乎与他无关，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自然”就好，他只是在作他自己。

新加坡交响乐团成立于1979年，并逐步被世界乐坛所认可。目前乐团拥有96名演奏人员，来自美国、东欧、新加波等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乐团的演奏曲目广泛，从经典的管弦乐作品到实验性音乐均有涉及，同时还经常向作曲家委约新作。除了演奏古典传统曲目外，也演奏亚洲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