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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指挥家汤沐海

时间:2016-01-05     点击:加载中   【打印此页】  【关闭

汤沐海: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


       欣赏过汤沐海指挥的人,无不被他丰富、优美、和谐的肢体语言所感染。与其说他是在指挥,不如说他是在“舞动”旋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已将血和肉融进音符之中。”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7/view-1119641.htm
  2009年3月24日上海爱乐乐团新任艺术总监汤沐海正式走马上任。一上任,汤沐海就给上海爱乐乐团画出一张“艺术蓝图”:成立国内第一个职业化室内乐团,同时成立20人规模的室内合唱团;利用他在国外多家乐团任职的便利,促进上海爱乐与国外乐团之间的交流合作;引进国际交响乐团管理模式和理念,推行现代化、规范化改革,打造一支优秀的乐团:为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打造实习基地,让“准指挥”们有练兵之地……艺术人才需要更新换代 

  卡拉扬曾说过,培养一个出色的交响乐指挥,至少需要15年。对此,汤沐海认为:“卡拉扬所指的是有欧洲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是外国人,还不止15年,我看起码还要再加10年。职业指挥,并不是看你挥洒自如,肢体动作如何漂亮,而是音乐内涵。用最美的声音,把音乐‘传染’给听众。光‘传染’还不行,还要知道怎么样科学地去达到这个目的。” 
  当被问及国内的音乐教育在培养指挥人才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时,汤沐海坦言:“所谓科班造就出色的指挥人才,这种方式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认为,指挥系的学生,可以先送进声乐系学习,从声乐和民歌学起;可以到歌剧院当钢琴手,为歌者伴奏整出戏;也可以在室内乐中实践,方式很多。 
  在欧洲,汤沐海了解到,当今乐坛上的那些有名的指挥,大多都是很小就到歌剧院去学习。他们为歌者弹钢琴,不仅将整部歌剧弹下来,而且是一出又一出戏地弹。久而久之,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就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自己排练,才能将自己的音乐感悟用指挥棒去表述。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去天才地表现。 
  “指挥这职业,谈不上天才,这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赋、勤奋、运气的结合。准确地说,应该是‘天才地表现’。” 
  “我现在居住的瑞士,学校的教育是从孩提开始的,每个人要学四国语言: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本国的语言。特别是学古典音乐的人,没这方面的语言能力,你如何研究西方音乐,从事发源于欧洲的古典音乐工作?当你在读意大利歌剧大师作品或者德国歌剧作品,所有的理解需要翻译帮助完成时,你又怎么能够做到对作品有创造性的理解?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音乐附小、附中,学古典音乐的学生,应该加强对语言能力的培养。” 
  对青年艺术人才,汤沐海特别愿意“扶上马送一程”。曾经他就把三位上海爱乐乐团的乐手送到汉堡交响乐团去深造。2009年,他还组织了中国和德国的青年乐手组建中德青年联合管弦乐队在京沪两地演出。 
  汤沐海说:“国内的音乐人在国际上得过一个奖后就常常无声无息了。如果我们能辅助他们、提携他们,他们的音乐道路就能更宽广。”因此,汤沐海在他出任上海爱乐艺术总监的第一场音乐会,就选择了易舟、吴敏�、梁松、陈小龙等一批年轻大提琴手合作演出。 
  这些年,交响乐团在中国遍地开花。如今,加入中国交响乐联盟的职业乐团已达41支。汤沐海认为:“这些交响乐团的建筑很漂亮,指挥和乐手的艺术水准却远远低于时代的需求。”10年前,汤沐海还在中国交响乐团担任艺术总监时就有一个理想:让国交成为全国交响乐指挥的“旗舰店”、“大本营”,让全国各地的交响乐团指挥都能到国交来进行锻炼。 
  10年前的艺术理想,汤沐海希望在上海爱乐乐团得以实现。而最先得益的,当然是汤沐海担任主任的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上海爱乐将成为“准指挥”们的实习基地。汤沐海说,在芬兰国家音乐学院,政府出资雇佣了一批乐手,“准指挥”们可以经常指挥他们演奏。有了固定的“实验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芬兰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指挥家。汤沐海反问道:“上音指挥系的30多个学生极少有登台指挥的机会。不上台指挥,怎么培养得出指挥家?” 
  汤沐海在上海爱乐的聘期只有2年。2年后,汤沐海将把“艺术总监”的接力棒传递给下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乐团艺术总监一职,不应由一人长久独占。如果我能在这2年里把最好的艺术奉献出来,为什么2年后就不能开个欢送会,快乐地欢送我呢?艺术需要血液循环,也需要择优上岗。” 
   
  音乐不存在高低贵贱 
   
  国内一提到古典音乐,就冠以高雅一词,其实音乐本身从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说,这种说法本身有“古典音乐是为少数阶层和有钱人服务”之嫌。 
  虽然工作繁忙常年做“空中飞人”,汤沐海却始终惦念着上海街头偶遇的两位陌生人:一位是的士司机,说大剧院不是他去得了的地方:另一位是没票看演出的乐迷,徘徊于音乐厅门外。汤沐海常常痛心于这无形的屏障,“大家纳了税,大剧院才造得起来,每个人都有权走进来。” 
  现在,古典音乐会已经到了缺了政府、企业资助,仅靠票房收入难以为继的局面。因而,国际上的老牌乐团访华演出,票价高得令人咋舌。而在国外,音乐会票价没有那么高。 
  “无论德国、比利时、芬兰等国家都是这样。在芬兰,最新的歌剧、最好位置的门票,不过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现在国内有些音乐会门票动辄上千块钱,老百姓怎么看得起?举个例子,慕尼黑音乐厅一场演出最高票价也不过90马克,约合45欧元,450块人民币。但他们普通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就是25000块人民币,算算看这个比率占多少?但据我所知,实际上这个座位的价格远远超出票价,政府或者基金会将这部分差价做调节。但用什么样的方式调节,我们不得而知。” 
  音乐本身不存在高贵低贱之说,更没什么标准,完全是听者的感受。“即便是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有人钟爱也有人不喜欢。就说瓦格纳吧,喜欢他的‘粉丝’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不喜欢他的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哪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把中国的思维带到西方法 
   
  在很多汤沐海的音乐会上,主持人都会在介绍他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之所以授予他这样一个称号,这与他对中西音乐不断推广分不开。 
  汤沐海在国外生活和工作过,也指挥过很多有名的乐团。这也使他见识了不同国家以不同形式去推广自己国家的音乐。 
  “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比如说德国,他们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他的现代乐听众是比较多的。在一些大的城市有一些现代音乐的系列,甚至也有很多的比赛。在慕尼黑、柏林也有一些艺术节,音乐家们很踊跃地参加,听众也不乏其人,听得还津津有味。因为西方人听音乐跟东方人是不同的,西方人更注重结构感,他们都在听音乐的结构。东方人是喜欢听旋律,一条美好的旋律能够触动人心。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文化。” 
  西方人习惯纵向思维,东方人习惯横向思维,所以西方人听和声,而东方人听旋律,欣赏标准不一样。“所以西方人听完以后,大家一起讨论,你听得出这个第一主题是怎么回事,第二主题怎么回事。它怎么发展的你听得出吗?它的乐趣在这儿。就像巴赫的平均律,是复调的,几个线在一起,听众就让自己的精神高度集中来听这个复调。它是怎么在当中进行的,听得出走向吗?听众在这个里面得到无穷的乐趣。所以中国人会觉得,咦?怎么一条旋律都没有。相比之下,西方人听我们的旋律,像《梁祝》,他们就不能理解:怎么我们可以听得泪流满面?其实这在西方人看来只是一条很简单的旋律。这个习惯上的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有当世界大同的文化融合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你不能硬强调教育的作用,不能让听众像受到教育一样,这是大错。” 

  尽管如此,汤沐海还是致力于在国外推广中国音乐。自从他上任上海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爱乐推出的演出季有很多都是推广原创现代音乐。对此,汤沐海把这归结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传统文化的崇尚。 
  “比如说中国诗词的韵律,当年古人朗诵的一首诗词就像唱歌一样。一首诗可以动摇军心,可以让你思乡等等。这种文化是很伟大的,我愿意反其道而行之。你既然把西方的逻辑思维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听听这个音乐竟然是这么回事,外国人是这么想的,这么去演奏的。那么我就愿意把中国的思维带到西方去,让他们明白,为什么中国人要这样去思考。虽然刚刚说《梁祝》他们很难理解,但是半年前我在汉堡演《梁祝》,他们的文化人也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们逐渐经过茶文化啊、戏曲啊等等的熏陶,观念有些变化。我们还带去了上海的评弹、昆曲,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历史是一百多年,你们巴洛克的歌剧的历史是四百年,但是我们中国的戏曲音乐历史是六百年,比你们多两百年。你把这个概念传给他们,他们就开始增加感情了,并且肃然起敬。” 
   
  为形成中国的民族乐派呼吁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造就的不只有英雄,还有伟大的音乐作品。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能找到自我,才能让世界接受。 
  汤沐海认为,一个民族要将自己的东西推出去,必须要有伟大的作品,必须要融入自己民族特色。西方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作品是在很多年后才被认可的。俄罗斯音乐就走过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最初的音乐,欧洲人并不接受,几百年后他们融入了自己民族的东西后才真正成为世界音乐。 
  “与俄罗斯的音乐发展史相比,我们民族音乐在近代史上的发展并不健康,似乎缺少些什么。我想,大概是缺少真正的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要担心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 
  频繁地在世界各地指挥各大乐团演出,使得汤沐海对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有不一样的感触。他喜欢用“地球是圆的”来描述这种状态,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从我幼年接受家庭熏陶起就开始了”。他说:“家里给我准备了许多书,包括电影、芭蕾、音乐、绘画等方面的,既有西方的,也有我们自己民族的。它们很自然地融入我的精神世界,让我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能够随意进退,享受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这种进退裕如是不可多得的。除了花大量时间对古典音乐曲目进行思考,以在指挥中形成独特的手势给观众传达不同的声部,汤沐海越来越喜欢循着伯恩斯坦开启的门径去捕捉现代派作品的处理技巧。2003年,汤沐海在芬兰国家歌剧院担任首席指挥。长期埋藏心底的歌剧指挥种子迅速萌芽生长。包括此前的实践,迄今为止,汤沐海已指挥过《蝴蝶夫人》、《茶花女》、《叶甫盖尼・奥涅金》、《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圣女贞德》、《弗德里奥》、《唐・璜》、《汉斯・海林》、《托斯卡》等近百场歌剧演出。 
  如此丰富的指挥经历,让汤沐海对中国交响乐的民族化充满了关注。近几年来,中国交响乐频频在国际上亮相。他觉得,要说中国交响乐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还为时过早,但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理精神融入到交响乐形式的创作中,或者更具象一点,把戏曲、民歌等元素融入创作,都是交响乐民族化探索的一种形式。他坦言,人们喜欢流行音乐而较少走进音乐厅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目前我们要做的,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交响乐,要让他们走进音乐厅。”他说:“音乐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在历史上,交响乐作品也有许多大众非常喜欢、百听不厌的。比如西贝柳斯的《芬兰颂》,很简单,很短小,没有多高深的技法。这部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因为它反映了芬兰人的精神,表达了芬兰人的民族自尊,具有历史意义。” 
  形成中国的民族乐派,需要有大量的曲目积累或者被演奏,需要大量杰出音乐人才的出现,最重要的还需要有一个相对延续的音乐传统或理念。在汤沐海看来,目前中国民族乐派的形成已有一定的雏形。他说:“应该相信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优秀民族,有能力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时代需要有代表性的音乐,随着我们国家不断发展繁荣,能反映时代风貌的音乐出现的日子应该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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